从媒体角度看医疗服务的价值
白岩松:从媒体角度看医疗服务的社会价值

作者:耿健  文章来源:新华健康 2013-8-20 11: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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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在2013中国医院论坛主会场,著名媒体人白岩松做了主题为“从媒体角度看医疗服务的社会价值”的演讲,引发会场共鸣,以下为精彩摘要。

  社会医疗承载文明传承的重任

  医疗和教育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我们今天开会的重点是为医疗事业的前行和困惑去鼓舞与呼吁,让医疗可以更加轻装在中国前进,可以更加满足大家对医疗的期待。

  中国的古人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每个环节都和医生有关。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与医生、医院紧密相关的程度越大,那么这个社会的现代程度越高。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他在中国的大西北不断拍照片,拍的就是大西北有很多的母亲是如何当母亲的过程。结果你会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在贫困地区的母亲,生下自己孩子的时候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们也有太多的老人,当他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到自己的家里,不是为了一种安静安宁,而是交不起费用。小病扛着,中病吃点药,大病重新扛着,这是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农村医疗的一个基本现状。

  因此千百年的脚步看下来,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无法传承下来的。而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没有医生们辛苦的努力,我们人均期待寿命又是如何从30到40、到50、到60,一直到现在70,我们的目标直奔80而去,而世界上已经有相当多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在这种文明不断演进的背后是医生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医学的进步。

  面对极端的医患冲突 我们都有可能是帮凶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大概是前年还是去年,在黑龙江哈尔滨一所大学附属医院再次发生了患者杀死医生的事件,但是当这个事件发生完了以后,我发现在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声音是幸灾乐祸、兴高采烈,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有可能是凶手”。因为当你已经不太可能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时,我们难道不都是帮凶吗?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医院医生的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潜在的每一个未来有可能的患者。所以这一点如果不能清晰看到的话,我们既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新的受害者。

  建议设立“医生节” 加强医生的自重与约束

  如何去建立一个彼此信任、信赖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躲不开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年作为政协委员我有一份提案,关注的内容就是希望国家还是能破一个例,去设立一个“医生日”,的确从教师节之后国务院就下发通知,以后原则上不再设立针对某个职业的节和日,但问题是社会不断前行,挑战变得越发大的情况下,在有教师节的前提下,有必要设立“医生节”,形成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同时不仅仅是设立一个节就形成对你们这个职业的尊重,同时也因为这个节形成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自重和一种约束,那就成为这个社会巨大利益收获。

  目前,我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是加德的,医德和师德,我们的医疗服务还具有信心价值和安全价值,当然安全价值大家都明白,生老病死一切都掌握在大家的手里,但信心价值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职业的背后加德,因为老师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而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如果不能有“德”字作为一个重要支撑的话,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治未病”应是卫生部门的核心使命

  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三个价值,第一个是长期常识价值,第二个是社会抚慰价值,第三个是社会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可能讲得比较少,尤其是后两点我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和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越发深的感受。

  作为前卫生部聘的一个健康宣传员,我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去做。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当要为我发这个健康宣传员的聘书时,我和当时的陈竺部长一起走向会议室,我就和陈竺部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说陈部长,中国的古人一直说“大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治还没有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大家现在一提到卫生部就想到我有病到你这儿治病,如果治不好我就为你试问,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的一个核心部门之一,一个相当重要,甚至排在第一位的职能不是在百姓有病以后去治病,而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大家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病之后迅速被治愈不至于转成慢病,这才是作为我们13亿大国卫生部门的核心第一使命,这将为这个社会节约多少资源,而且卸去很多你原本不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和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和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事情。

  以我自己的体会,前年我觉得血压有点高,不断在晕,去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要吃药了,我说你这样,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是的。我说我知道在生活健康方式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我去实施行为干扰。我开始走路,到今年发展成跑步,结果无论是去年的体检还是今年的体检,我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血脂等等很多方面的指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器质性病变,而且临界点从高点向中点发展,脂肪肝从中度现在到了轻度。

  我们相当多的亚健康的状态,正在向器质性病变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指标和问题是通过行为干扰可以出现逆转的。很多指标是可逆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传播相关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有的时候我会和医生紧密合作,为什么要管住嘴?现在的中国人经历了三十多年前很多的疾病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相当多中国人尤其是慢性病是由于营养过剩造成的,你有多久没饿过了?当你已经很久不饿的时候,说明你上一顿饭吃的过了。

  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开玩笑说,给你一个指标,吃这顿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饿了,说明你上一顿饭吃的合适,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胃感受的速度比我们的嘴感受得慢,因此嘴饱的时候胃已经120%了。

  社会的行为不能参与其中进行干扰,而你不能作为更多的投入者传递更多的常识的话,你只能默认这种现状给你反过来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同时作为我们的主管部门,如何动员国家的力量去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大医治未病、常识的普及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有病我们要把它治好,当然很有成就感,但如果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疾病快速被治好转成慢病,各位功德无量。希望大家能够投身其中,这不是你们能做就能做好的,我们很多评估的东西需要改变。

  现在我走到哪儿都说,现在医生做一篇艰涩的论文会和你的职称相关,但你写一篇和老百姓相关的科普文章对你的职称不会有任何的提升,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因此在我看来做好科普有的时候比做好一个科研论文更难,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人才变得少之又少。所以,我永远对那些付出很多努力进行科普的,比如说洪昭光,比如武警总医院王立翔,还有很多没有念到的名字,但我熟悉,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名字,要衷心感谢他们。因此我们很多评价体系也应该发生相关的改变,这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多的医生可能是离开诊室三个小时,会减少未来每天30分钟的门诊量,因为让更多人不得病、晚得病。

  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状态应同等重视

  第二个我要谈社会抚慰价值。长期以来整个医疗事业重视生理、轻视心理。而且是双向的,为什么是双向的?比如说有很多患者的疾病,他过来看的疾病只是表象的问题,而在他的内心还藏着更深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帮他治好标,但本的因素一直在,却无法实施很好的行为干扰,那么你只能付出一次又一次的无用功。

  在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明确信仰的医疗国度里,医疗体系本就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扮演着相当大的精神抚慰作用,这一点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几乎很少谈到和忽略,只是有相当多的医生用下意识和内心的温度做到这一点,但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梳理它。人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就会诞生出某种宗教情结和期待。宗教最初的诞生恐怕相当大的原因和人无法面对死亡以及对死亡拥有巨大的恐惧紧密相关,那么当每一个患者,甚至隔一年去做体检的时候,患者都会有巨大的心理问题,不能叫患者,应该叫健康人去做体检的时候,哪怕医生不注意的一句话,都会让这个人紧张很久,直到结果出来没问题,这身汗才能落下去。

  人家说有三句话会把大家从没病变小病,小病变中病,中病直接吓死。第一句话是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话是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话是还真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样的三句话尤其是一开始,你怎么才来呢,马上一个坚强的人立即就变得脆弱而且变得恐惧了,把我们变成一个个体的时候,你也清楚在生老病死的环节中我们都会有恐惧。难怪有领导人问季羡林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个先消失?季老很客气,但又坚持他的看法,他说“只要人不能掌握死亡,恐怕还是主义先消亡,但是可能早一天。”还是很给面子。这后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谁在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没有某种精神和宗教的需求呢。因此我们谈到西方某个医院医生清楚的知道是晚期,治疗对谁效果都不好,这时候医生开出的药方经常给他请一个牧师,实施最后一步治疗--实施心理抚慰和干预。

  医患纠纷不能完全归罪道德 完善的制度才能带来安全感

  接下来还有一个反向,要用什么来抚慰医生的内心呢?当医生要练武术的时候,当医生每一个诊台上面都要装一个监视器的时候,当医生看到有年轻人或者拎着什么东西在楼道里快速跑时都要躲到一边时,医生这个巨大的群体原本是照料别人或者抚慰社会的,谁又来抚慰他们?

  十多年前我们就关注器官移植,关注由有偿献血转成无偿献血。不得不承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器官移植来自于死刑犯,接下来会可能发生重大的变革,黄部长会把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进行解读。你以为医生愿意吗?连武警战士恐怕都不愿意吧,很多的责备就回到了医生的身上。医生能承受这样的东西吗?

  我认为任何在道德层面讨论道德的事情都不靠谱。有很多人说中国此时的人们内心道德是滑坡的,很糟糕的。不,我认为人性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人性不会比一百年前中国人人性差多少,也不会比一百年后的中国人人性好多少,问题在哪儿?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很好,以及很不好的诸种东西,看环境激活了什么。如果周围的环境激活是向善的东西,可能这个社会更多是正能量,形成自我约束,每个人展现出更多是道德感的东西。但如果周围环境以及相关约束东西不够,激活的是每个人内心原本存在的糟糕的东西,那么乱向丛生。

  我从来不认为我自己不存在很多的问题,我很清楚我也有很多的问题,但由于教育、周围的环境,以及法律等等的约束了相当中间的大部分,因此我从不敢自称是一个好人,只是我约束了自己相当多的恶而已,我认为你也一样,他也同样如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也同样如此。但我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周围这种环境激活了每个人内心中的恶,而不是谴责每个人的恶,但周围的环境以及很多的制度漏洞激活了这种东西,回到中国的医疗界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说老人跌到了,没有人扶起来,中国人真糟糕,是吗?如果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经覆盖到每一个老人,你看看老人跌到了以后,人们扶他的时候老人会不会讹他,一定不会。中国有很多你看案例,跌到的老人一生善良,但为什么那一瞬间,有人扶他的时候,他说是你把我弄倒的,你要赔我。因为中国的老人最怕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他几乎把子女当宗教,当自己一跌到要骨折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要做手术,要给子女添麻烦,这时候他脑子乱了,任何一只伸向他的手都被他当成混乱时刻的救命稻草。但如果我们的医疗养老保险覆盖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老人就不会想到给子女添麻烦了,他有医疗保险啊,更多的人就愿意去扶他。

  更多人讲你说的不一定对,我再说一个对的,二十年前只要中国的两辆汽车一撞,两个司机下来就打,打输打赢决定了谁来赔偿。但现在你见到两个车一撞的,下来打的还有几个。甚至有的场面还很温馨,大家把保险号一抄拜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强制第三者险,让人们不再用打仗来决定谁得利益多,谁得利益少,于是中国人在撞车之后的文明程度几乎和世界接轨了,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道德突然高尚了,是制度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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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红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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