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9年首个爱牙日，张震康说，当时几乎所有口腔医生“上街的上街，上学校的上学校，上报纸的上报纸”。

　　这些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至今在互联网上也能查到。而更让专家们看重的是，公众很少会了解的是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在此之前，口腔健康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十大健康标准之一，但我国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数据。

　　我国目前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其中一次是1983年，但这次流调只针对中小学生。此后，1995年和2004年，针对更广泛年龄层的流调得以进行，这两次流调的组织者都是牙防组。

从赞助到认证

　　不管宣传牙防知识还是组织流调，都需要钱。一个事实是，除了卫生部委托的一些具体项目，作为一个专家指导组，牙防组不可能得到拨款。

　　在牙防组成立之初，企业赞助也很难得到。

　　老专家王雨之说，当时他们开大会、搞宣传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找当时的牙膏工业协会。初期的宣传主要是“天天刷牙、早晚刷牙、用保健牙刷”。

　　王雨之说，在牙防组数轮宣传后，牙膏工业协会负责人焦玉峰很兴奋地说，全国库存的牙膏、牙刷，积压了几年都卖光了。

　　随着牙防组规模和所组织活动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要也更为急迫。

　　牙防组组织的两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虽然有卫生部的专项拨款，资金也非常紧张。王鸿颖说，在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调正式进行前，她前往兰州为当地医生进行流调培训，为了省钱，她向当地要求尽量减少租用宾馆的时间，饮食也为“一碗拉面就好”。而拨款给偏远地区的口腔医生进行专项牙病调查，也为牙防组增加了一部分资金负担。

　　但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从上门找企业到企业找上门，认证成了关键的一步。

　　1992年6月，牙防组成立了全国牙防组口腔保健用品专家评审委员会。王雨之是该委员会12名成员之一，他解释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初衷时，也不隐讳那时的牙防组非常希望吸取资金。“当时牙防组研究是不是推荐些口腔用品……它受益，我们也受益。”

　　一名曾应聘入牙防组的普通工作人员说，除了大厂家，很多个人也手持自己发明的诸如“电动牙刷”等口腔产品找上门来，希望得到认证。牙防组的认证，一时成了块金字招牌。

　　在这样的模式下，高达千万的资金开始流入牙防组。

　　进入“自由王国”

　　大量资金涌入的同时，牙防组发现，自己没有账户。

　　原牙防组副组长张博学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们通过了特殊的关系，从人民银行得到了一个账号。而这一点，在此后卫生部的审计报告中被明确界定为违规行为———牙防组不是一个法人组织，不应设置账户。

　　当牙防组开始有“钱”后，卫生部的监督系统却迟迟没有对它施加作用。

　　卫生部虽然有专门的审计部门，但审计部门是针对卫生部直属各司局，审计他们是否合理使用了国家财政拨款。而挂名卫生部的45个法人组织和为数更多的非法人组织，均不在正常的审计范围内。

　　今年6月11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不点名地指出，由于监督不力，个别司局需承担责任。两天后，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公开承认，该局对牙防组事件承担责任。他同时解释说，之所以没有注意到牙防组的超界限行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牙防组由该局的慢病处负责管理，而慢病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另一种导致牙防组逃脱监督的情形也不能完全被排除。一名卫生部工作人员这样描述这种情形———不同的领导关注的工作重点不一样，当有的组织不在领导关注的重点时，这个组织的自控就更加重要。

　　卫生部对牙防组的审计结果显示，牙防组的负责人正是不恰当地多领取46000元补贴，违规领取住房补贴74174.4元。

　　有证据显示，牙防组与口腔企业的认证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商业合同。在牙防组认证最初遭到媒体质疑时，卫生部曾要求牙防组马上停止认证，然而指令发出后的一段时间内，口腔产品的广告和外包装上仍然出现“牙防组认证”的内容。王雨之回忆说，当时牙防组与企业签订了合同，准许企业使用认证到某一期限，由于还未到期，牙防组也无能为力。

责任编辑：姚红祥